深秋，一个阴冷的午后，在圆明园的废墟中，我独自追想这座故园的往昔主人们，对他们忽然有了深深的怜悯：辖制别人的人是最不自由的，是可怜的。说逗一点就是：“好在我没有沦为他们当中的一员！”

　　我曾经多么地渴望辖制别人啊！这种渴望最典型地表现为“天子意识”，就是我要成为皇帝，这种阿Q式的天子梦至今仍深深地扎根在中国最底层人们的心中。

　　小时候住在一个乡政府大院里，传说有一个图谋称帝的人就曾预先选定那个地方为“皇宫”。本乡一山峰高峻之至，山项缺了一角，据说，是本乡一位有“天子命”的起义者，他算好要在皇帝上早朝时用箭射死他，结果他嫂子在天未亮时偷学鸡叫，造反者以为皇上已到了上早朝时间，一箭射去，把山峰射出一个缺口，而此时皇上正和娘娘“春眠不觉晓”呢！好一个旧版半夜鸡叫的故事，须知本乡不过一化外之地，穷山沟，离北京直线距离将近两千公里，那箭该比萨达姆的飞毛腿导弹还厉害了。据说，那个起义英雄当皇帝后，娘娘是谁，宰相是谁都已有“天命”显明了，当然都是我们本县的，肥水不流外人田嘛！

　　这个失败的“天子”，我估计是我们穷山沟的草莽英雄，曾经儿戏式地张罗过皇帝梦，不过其射缺大山的气概，正是农民渴望翻身，在皇上的龙床上滚一滚的强烈愿望的写照。

　　堂姐说，本县的一位小学教师中有一位宣称他有“天子命”，将来可以当皇帝，并给一个年青女教师开了一张远期支票：将来封你当皇后。估计十有八九这个男教师要得手。皇上的妻子当然可以不只一个，于是他要在外面寻花问柳的话，未来的皇后一是会忍受，二是会赞同，甚至引以为荣的。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事。

　　有一位同乡小年青到厦门打工，找不到工作，快没饭吃了，一次来我家，说他从小想当皇帝，我问他现在还这么想吗？他郑重地点点头。这是一九九九年间的事。

　　下面我的笔就要伸向我最羞于启齿的个人心灵史的一部分了，那就是我的皇帝梦。今天不管多么羞于起齿，我要把这一切写出来，这是我的黑手，我必须把它举起来。

　　儿时的我，是在无忧无虑中长大的，满脑子是白云、积雪、青青的小溪，翻飞的彩蝶、梦中的鸽哨，在草滩上欢快的小狗。

　　我的天子意识与开始迷上道观中的“神仙”和崇拜毛泽东开始。

　　在我上高一时，大概因为父亲仕途不利，父母开始迷信起来了，我们家道观中有扶乩的，一日父母中不知那一个去求问“大仙”，乩盘上写出一行字：“龙凤两匹”。父亲在车祸重伤住院时神秘地告诉我这个事，且“大仙”预言说我们家将是“帝王之家”。从此以后，我就梦想将来成为一个皇帝，我甚至与高中同学神秘地说过此事。就是从此以后，我的生命失去了青春与自由，变成一个自大狂，一个乖悷的人，同时也失去了快乐。当然，自从我们家开始迷信后，家道每况愈下。那是一九九O年左右的事。

　　那时我也开始大量读到毛泽东的传记，于是天子意识与伟人梦狼狈为奸，互相崔化，毒害了我的青春。我的嗜血、冷硬、偏狭的个性自此成形。我多么希望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精神中可以有消解“天子梦”毒素的解药啊！那样我年幼的心灵就没有必要受那么深的戗害了。

　　中学时酷爱毛泽东的《沁园春——长沙》，那首词中有一句是：“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苍茫的大地谁主沉浮呢？于是我就上道观中烧纸，求问“神仙”，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不知道为什么，那时我的心中竟出现了这样的想法：当时运艰难时，必有一个人承受上天的使命，重整道德，重建政权。很可能是来自那些关于毛泽东的神乎其神的故事中，来自民间关于天子的传说。这种带有神秘的，伪神权色彩的天子观念不仅在农村有，在不少城里人的心中也有。

　　中国人大多都来自农村，至今，作为中国人的心灵仍埋藏着来自农村传统的意识。我上了大学时，有一个比我大两岁，刚从华东政法学院毕业的老师，他神秘地对我说：中国的真龙天子已经降生了，他说那个人该是六十年代生的人。

　　老师在他的房间里跟我说这件事时，我心中很是不以为然，不是对“真龙天子”为不以为然，而是对真龙天子出生在六十年代不以为然。因为这样的话，我是七十年代的人，就与此无缘了。

　　中国天子观背后是神秘的“天命”文化，这种天命文化会使一个有点野心的人都会形成自己有可能成为“天子”的幻觉。当然，由于这个事太神秘，当事人有可能一下子是自己承受神秘天命的自大狂，把自我无限化，一下子又是天命不可知的失落和忧伤。我就曾在这两种情绪里反复挣扎过。这种天命文化还有极大的排他性，因为“真龙天子”嘛，只能有一个。我在听我的老师讲这个事时，心中的不以为然就是这种排他性的不自觉呈现。

　　但是，促使我在十六七岁时再一次去道观中烧纸的并不是直接来自传统的“真龙天子”意识，而是天子意识的“毛泽东版”，就是“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意识。其实，当时产生这种意识的时候，并没有太明确的“天子”观念，只是毛泽东的词给我提供了一种主宰大地的冲动。这样，我年少的生命，面对这一片被毛泽东描写成“苍茫”的大地，这大地因“苍茫”而有了一种神秘感，因“苍茫”而引起我心中极大的野心。至于自己要成为这大地的主宰，能为大地上的人们做什么，我没有太多的考虑。但是，从小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教给我们一种道德理想国的观念，就是说，有一个道德的理感国，现在已经失落了，世界在某个如毛泽东一样伟大的人物出现时，会使万民归向他、效仿他，恢复世代的道德。同时他会建立一种稳固的政权，使这种道德得到政权的配合和保障。

　　这种道德理想国，提供了一种幻像，那就是这个世代的道德堕落了，世界正处在极大的危机当中，需要我们去拯救。有这种想法的人因此就有一种壮烈而崇高的感觉，甚至因此带上一种自我牺牲的冲动。

　　这种崇高不是“伪崇高”，不过是一种虚幻的崇高，因为实际上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这种现代版的天子意识，可以称为苍茫大地情结，在这片苍茫的大地上，天空是神秘的，因此人对天的神秘就与对大地的神秘崇拜连为一体，它的最高理想就是对大地的征服。它的精神内核是自我的无限化。当人的这种自大狂产生时，他一面是自我的极端扩张，和扩张中内心的紧张，及自我因排他性而产生的紧张。在这种扩张和紧张的终点上，人会产生力不从心的冲动，刚好这时“苍茫大地”情结上有一个被神秘化了的天，于是当事人便会产生寻求神秘主义之天或拜假神的行动。我的上道观烧纸即是这一种行动。

　　一个生命，当他想努力去辖制别人时，他就失去了生命本有的自由，成为辖制别人的想法的奴隶了；而一个想成为辖制所有人，权倾天下的人，他就是这个世界最大的奴隶了。

　　我非常清楚的记得，高中毕业回家时，望着车外的莽莽群山，心中猛然浮现四个字——“万里江山”时的那种冲动，那就是这“万里江山”不能成为别人的东西，它必须被我所征服，被我据为已有。那是一九九三年间的事。

　　民间迷信的天子意识还存在于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的关于改朝换代的预言，这些预言大多假托刘伯温等人的名义写成。民间天子意识也存在于风水术中，吾乡流传着大量神秘的风水的预言，大抵是说某地山上有一处什么样的风水宝地，如果得到它，后代会如何如何？而且常在预言中说这一宝地注定是什么样的人得到的。这些宝地当然包括“天子地”。

　　我叔叔是会看风水的，他有一日来跟我爸爸说，他寻着了一处坟地，乃是“天子地”，谁把祖先埋在那里，谁家后代就可以出天子。我伯父说，咱们先人没有积那么大的德，没有那个福气，不要去想它。我爸爸好象有点动心。但听说那“天子地”的地势对埋葬者的第三个儿子家会很不利，所以父亲就有点迟疑，因为原先准备把我奶奶埋到那儿去，而我父亲是三儿子。

　　于是我就幻想着将来我父母去世时把他们埋到那里，那时我母亲四十出头，父亲不到五十岁。这个对我来说是遥远的事。后来一九九六年，父亲得了癌症，在福州住院。我潜意识里一直有一种想法，也许现在时天赐良机，要给我一个得到那一块“天子地”的机会了，父亲还躺在病床上痛苦挣扎，我甚至已经看见了用乌黑的棺材抬着他埋入那个“美地”了。那时我刚大学毕业，在一个特区的青年报当记者，此前有近两年现代诗创作的经历。时为公元1996年。

　　我要一千遍地忏悔……我感到无地自容！耻辱！

　　那么，当我已住进了高级办公楼，写起一张张的现代诗时，我的心中的天子意识怎么还会这样地主宰了我呢？最现代化的外壳却包装了最愚昧、落后、黑暗的真实，今天这种情况在我们中国还有吗？

　　皇帝梦是专制主义下被扭曲了的灵魂的迷梦，我得以脱离这一切的捆绑，得到个体生命在天空下的自由，要归功于启蒙思潮，它帮助我树立了坚定的个人主义信念，从个人主义的观点来看，人的生命的价值要从他自己的内在心灵来衡量，而不是看他建立了多大的功业，得到了多大的成功。从个人主义的立场来看，一个人的成功不在于别人对他怎么评价，也不在于他取得了对多少人的征服，个人主义尊重每个个体的自由，它自觉地把别人的自由当作自己自由的边界，自觉地捍卫他人的自由，也同样坚定地反对别人或以任何伟大神圣的面目出现的他者对个人自由的侵犯。

　　文章写到这里本来可以结束了，但是脑海中突然想到我常去拜其中偶像的那个道观，在这个道观背后壁立千仞的大山之颠有一块残碑，上书“钦封马氏大德真仙”，传说这个道观所供奉的神仙曾经救过皇上的驾，于是这个由女性变成的神祗就被皇上“钦封”为“大德真仙”。这个细节引起我的警觉，就是中国的专制主义之所以会源远流长与中国历来没有一个保持对政权的相对独立性和超越性的信仰有关。更有甚者，中国人的信仰常常成了专制皇权的帮凶。特别是民间所拜的神祗很多都是由皇帝“钦封”而成。在民间传说中，皇帝常被当做“神”来看待。中国古代的皇帝要得到江山，一般要先为自己造“天命”——神权——上的舆论，在靠武力得到政权后，他们更要用“天命”论为自己的政权进行合法化。

　　虽然佛教有“沙门不敬王者”的说法，但是佛教对于历代的专制政权一般是保持依附的姿势，并没有真正地做到独立。道教有逍遥于山海的潇洒，但是那是在专制皇权的重负之下，到自然中去寻找一种超脱的空间，只是超脱而没有超越。至于中国众多的民间迷信和方术更是中国专制皇权的帮凶。

　　中国的民间方术和迷信成为专制主义的帮凶的主要途径是为皇帝披上一层神秘的外衣。由于中国人就没有一个解释世界不可知力量的统一体系。中国人对于不可知力量的解释散见于各种方术和迷信中。这样这此方术和迷信就成了不信上帝的中国的解决心灵饥渴和面对宇宙迷茫时的替代品。

　　问题在于，这些方术迷信总是为专制皇帝张目，从这些方术中可以看到已经被皇权专制奴化之后的心灵。比如风水，它把一个人能得到天下与否归结为他家有没有好祖坟。比如算命，它把一个人是否威风八面归结为他有没有好八字。还有如占星术，把一个人是否能威加海内归于天象。而这些玩意儿经过知识分子的手后，就做成了更排场的菜，那就是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大餐。

　　一九九一年，我读高中一年级，租住在一个老太太的家里，这是一个山乡老太太，很有点巫婆气质，对阴阳五行特别感兴趣。那是一个夏天的傍晚，当参星在天空中闪现后不久，她指着天空中一颗明亮的星星说：“这是帝星。”我当时已做开了皇帝梦，于是心中暗想这颗星星与我的命运有关。

　　占星术以及天人合一，都是一个凡夫俗子抬高自己，宣称自己的命运得到来自上天的特别授权的把戏。它们的起点都是谎言，但是在说谎之后，说谎者开始中把谎言当真的了，于是就陷入一种自大狂和自我无限化中。

　　中国的专制主义皇权为什么存在超常的两千余年，学者各有说法，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一点，就是中国的专制主义与中国人的信仰的关系。其实，中国专制主义成规模于秦，而这与秦代及秦以前战国时期，中国人对上帝的虔诚信仰失落有关。秦代以前，“帝”只是用来称呼上帝，所以周代以前，凡是敬畏上帝的君王都不敢大权独揽，最为敬畏上帝的尧、舜、禹、周文王等都是开明甚至是民主的君主。他们的开明与民主源自他们对上天的敬畏和他们在上帝面前的谦卑。自始皇称“帝”后，这个独夫就窃取了上天的权威。这样中国有专制皇权不仅有世俗政权的权威，又有神权的权威——皇帝称天子，更有伦理的权威——皇帝是道德的典范。这样皇帝就没有反对的可能了，这是中国专制主义产生和持久耐用的重要原因。

　　延至当代，中国已建立了共和国，然而民众心目中，在信仰层面主宰性的意识，很可能还是传统是方术与迷信，它们的作用虽不明显，却是深远和强大，因为这个心灵层面相当于计算机的软件。五四先贤所做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对这些迷信进行批判，然而当代知识在这方面关心得太少太少。一方面是轻视了这些东西的深层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批判这些迷信的精神资源不足，所以做起来力不从心。

　　当代著名华人学者梁燕城先生认为，中国古代三代禅让的原因在于，当时的流治者对上帝的敬畏。而西方三权分立制度的设立与他们在信仰层面上认为人都是有罪和和有限的有关。因为人是有罪的和有限的，一个人不可能永远正确，也不可能完全正确，所以就需要通过各种制度和法律对他进行监督。

　　除了监督外，被授予权力的人，如果因为信仰上帝能树立一种谦卑，那么他又会自觉地约束自己，这样外在的监督加上内在的自觉就使一个制度走上良性的轨道。

　　很多人认为民主是近代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后的产物，也有人考证，认为民主源自于古希腊的城邦民主。然而，行文至此，我忽然想起基督教典籍《圣经》，《圣经》中虽然没有出现民主字样，也没有三权分立的说法，但是正是圣经为西方提供了民主的精神内核。

　　还是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漂流的时候，摩西自己有从上帝那里来的权威，但是他没有立自己为王，原因就是他的眼睛总是看着天上，他认为自己只是上帝的一个仆人。因此正是这种向上看的价值取向，使他不专权，不专制。而就在旷野时代，摩西就开始了分权制，就是把治理百姓的权力与责任分给有才能敬畏上帝的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当代仍有美国人认为这是他们国家祖先设立三权分立的《圣经》根据。

　　在旷野时代，摩西预见到以色列人将来要为自己设立君王，于是做出指示，所立的君王要平生学习能读上帝的典章，学习敬畏上帝。摩西看到，正是由于君王有了这样的品质，才可以“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君王由于对上帝王将相敬畏而免于骄傲，而骄傲是专制的心理根源之一。（《申命记》十七章19-20节）

　　在约书亚领导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中国已是商代，这个年代里独有以色列人中没有王，说起来不可思议，夺取迦南是那么大的战争，持续时间很长，征伐君王数十位，但是以色列人中没有王，各支派却有章有法地分工配合。这种做法很有点像最现代的公司管理制度中的“棱形组合”。

　　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的原因是以色列人敬畏上帝，以上帝为他们的王，不是吗？在出埃及的长征中，以色列十二支派所环绕的是上帝是会幕，那会幕里不是端坐着一个战争的领袖，而是放着上帝的约柜。（约柜可以换算成当代学者所崇拜的宪法）所以，没有对上帝信仰的民众，如果没有了人的权威就会心中不安，没王也要去找一个王来管理他们、辖制他们。所谓“想做奴隶而不可得”是也。

　　进入迦南地后，以色列人在历次反抗外族的侵略中都是没有王，他们的成败不是靠军事组织，不是靠国家政权，而是靠上帝兴起的士师，这种士师是战争与宗教的领袖，他的兴起在人看来是有很大不可预见性的。士师中有一位大能的勇士叫基甸的，当他讨代以色列的民族敌人取得巨大胜利后，他有了空前的权威，当以色列人奴性发作，求基甸和他的子孙做他们的王是，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惟有耶和华管理你们。”这是敬畏上帝的华盛顿拒绝做皇帝的远古典范。所以自由不仅是不被别人辖制的自由，自由更深的含义是不去辖制别人和自由。基甸就是这样一个拒绝辖制别人的人。

　　当以色列人开始失落他们对上帝的敬畏后，他们做的一件重大的事就是要求他们的士师撒母尔为他们立王治理他们。上帝对撒母尔说：“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撒母尔记》上八章7节）上帝并且对以色列人提出警告，就是他们所要求立的王将使他们受专制的痛苦。撒母尔也警告以色列人，他们要立王，是在上帝面前犯下大罪了。

　　从以上可以看出来，在远古的时代，圣经就认为，人的生命应该直接对上天负责，享受人天赋的自由，而当人的心中失去了这一份自由，要求自己受专制的管制时，这是一种堕落。

　　更不用提旧约时代政教分离的传统，那就是说，信仰的权力属于上帝所立的先知，他们在属地的君王面前保持独立性，甚至君王也要由先知来膏立。这样君王的行为就受到来自信仰系统很好的监督，多少君王因为犯罪被先知当着众人撕破老脸，低头认罪。正是这些，有效地阻止地专制君王的恶行。而中国的皇帝由于窃取了神权权威，号称天子，他无法无天，死后不管洪水滔天就没什么奇怪了。

　　政教分离，治理俗世的国家事务和解决人心灵问题的信仰事务分开处理是民主的重要条件。然而中国的皇帝不仅窃取神权，还窃取意识形态的权威，不是吗？历代以皇帝为圣人，为大儒。这在政教分离的基督教国家中都是不可思议的。

　　政教分离最经典是表达是耶稣基督的那句话：“该撒的物归给该撒，上帝的物归给上帝。”当耶稣基督被罗马省长彼拉多审判时，他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约翰福音》十八章37节）。耶稣基督也表明了信仰的超越性和神圣不可侵犯，他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约翰福音》十八章36节）。

　　前面讲了，我脱离皇帝梦的枷锁，得到心灵的自由，一方面要归功于启蒙思潮的个人主义精神，但是专制更深的根源在于人的罪性，我最后得到完全的自由要归功于我的信仰，写到这里我要感谢我所信仰的我主耶稣基督，是他让我在回归心灵后，获得了人在宇宙中的自由，这是宇宙性的自由。

　　以上是我对自己皇帝梦的忏悔。忏悔之后，我要庆幸，我可以免于沦为皇帝的命运了。乾隆拿清帝国的万里江山也换不走我的一张书桌，一枝笔，一张仰望天空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