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人物往往以人格的光辉和其生涯的辉煌影响一代又一代人。一个少年睁眼看世界，他首先会去找自己视野中的伟人来模仿，看一个社会人们最崇拜的是哪一个、哪一些人物，我们就可以大致看出这个社会的精神状态。

　　从少年走向青年的过程中，我崇拜毛泽东，而且我们最可能崇拜的就是毛泽东。毛泽东最令我着迷的就是他的伟人气质，毛公有言：“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雄壮得很！

　　九十年代初，正逢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前后，一本《青年毛泽东》令我久久入迷，崇拜着伟人，就想自己做伟人。

　　形成伟人意识后，思想中的第一个变化就是排他性，排他性首先体现在思想上的排他性。我受到的教导是：马克思主义是挽救世界的惟一真理。既然马列主义是惟一的真理，那么任何违背马列主义的思想都是应当被口诛笔伐的。教条主义，自以为是由此而生。书上说毛泽东是一个共产主义战士，我当然也对共产主义理想充满了献身的热忱。

　　读高中时已是九十年代初，教地理的吴老师大概是八十年代上的大学，受过八十年代启蒙思潮的影响，所以常在上课时散布一些带有自由派色彩的言论。我心中愤愤不平，几番挣扎之下，居然在课上举手，打断老师的讲话，要求发言，引据马列主义的经典对老师进行批驳。我觉得自己是真理的代言人，虽然老师是师长，但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所以批评老师就充满了道义的激情。

　　除了对自己当时的思想而感到惭愧，更重要的是有必要分析这背后的精神。我的这种反叛的勇气正是从伟人传记，尤其是毛泽东的传记里学到的。几乎所有中国人写的毛泽东传记都会大肆渲染他小时候如何有个性，如何爱真理和爱国，反叛父亲的故事，而毛本人也极力倡导反叛精神。中国社会为什么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人人感叹人心不古，原来尊重长辈的传统美德严重失落，而反叛权威成了流行的做法，这与毛泽东个人的榜样及其所倡导的反叛精神有关。

　　应该说，尊重合理的权威，顺应我们的岗位对我们职责的要求而服从领导，这是一种美德。然而中国当代极少有人讲这一点。原因还在于，中国传统的权威的来源有很多都有传统专制主义的来源，这些权威本身就是不合法的，所以进入现代社会后，他们自然就受到冲击，这正是耶稣基督所说的：“你们的子弟要论断你们的是非”。

　　排他性还体现在自我成功意识极度膨胀。说起来有点不好意思，不过是十七八岁少年的想法，供大家一笑。那年月里，看电视时盯着里面的领导人的画面出神，心想：在我跟他们一样年纪时，如果我还这样坐在电视机前，看见那接见外宾，做报告的不是我，而是别人，那我会痛苦极了，那真是生不如死啊！

　　大家一定记得刘邦在见到秦皇出游时的一个冲动，那就是：“彼可取而代之！”也就是说，我要取代他，把他拉下来。我身上的排他性与刘邦的排他性一脉相承。

　　而刘邦的排他性病灶已经恶化成了强烈的造反欲，由权力欲造成的排他性离造反欲望只有一步之遥。怎么会是这样的呢？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已经没有了超越性信仰的国家里。政治权力取代宗教成了人们生活的中心。政治实现成了人们人生实现最可能的最高理想。在古代政治权力被具体化为“江山”——我中华苍茫大地，加上迷信化的天命为政治权力的加冕。使取得国家的最高权力成了中国人心中最大的偶像。

　　在太平时期，人们的潜意识在进行成本权衡之后，知道通过武力夺取江山的可能性并不大，而相对清明的科举制度则提供了正常升迁的途径。但乱世之下，这两个条件都无法满足。刘邦这类的草莽英雄，不仅想得出来，而且干得出来。想“取而代之”就没什么奇怪了。

　　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江山”变成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它也是宗教为其加冕——天命变成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规律。而这一万里河山又因为革命先辈在这里抛头胪洒热血，有了道德的美感；因为对其广褒的宣扬，有了地理的美感。这样的江山成了少年的我的偶像。

　　所以十八九岁时，看着车窗外的青山，我心中猛然会浮现“万里江山”的冲动，那就是这“万里江山”不能成为别人的东西，它必须被我所征服，被我据为已有。

　　这样，我就说出了我的伟人意识的第一个阴暗面：强烈的排他性，自高自大。

　　伟人梦的第二个特点是强烈的中心意识，和参与中心，在中心扮演主角的渴望。

　　高中时我的目标就是到北京去，到北大去，因为那是毛泽东年青时游学的地方，又是现代中国的政治中心。伟人意识的又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有一个强烈的中心意识，一切都必须按那个中心制定的规则，围绕那个中心运转。而具有伟人野心的人，他一切的努力都是参与到那个中心去，让自己成为那个中心的主角，让自己成为中心。

　　我的这种中心意识是由左倾文化造成的，回首之间有时感叹左倾文化在90年代居然还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其实五十余年来它已经深入我们的骨髓，以至我们常常没有意识到它。左倾文化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那就是：“有一个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必须把生命献给它！”按此推理，一个人如果没有把自己的生命献给那个“中心”，那么他的生命就是没有价值的，他应该被唾弃。一个人如果不被那个中心所接纳，那么他就惨了，他的生命失去了一切存在的意义。在中国文革时期，一切都为了“革命”，谁不革命谁就是不人，一个人如果被打成反革命，那他就可以被任意践踏。有一个作家写她的母亲，由于成了阶级敌人，这位母亲痛苦极了，她付出一切代价要回到革命队伍中去，但是没有被接受，最后上吊自杀了。

　　我一直觉得有一个时代的中心，事件的中心，我一定要参与进去，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惜，我说：“我的帽子在竞技场！”我渴望在观众面前展现自己，成为决斗的主角。但是，事与愿违，高中毕业时没有考上北大，只上了一个财经学校，我痛不欲生，念叨着：“我被命运流放到了天涯海角”，俨然以一个流亡者自居。平时面对现实总是觉得眼前的这一切都不是我所要的，我一遍遍地自言自语：“时代召唤我去完成伟大的使命！”“到远方去，到远方去！”卢梭说：“生活在别处”，那是一种在对别处的生活的幻想中，放弃了眼前的实际的生活，把“别处”并不存在的生活当成了实际，把眼前实在的生活反而糟蹋了。鲁迅说有一等人“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指的就是这样的人。我们在过去也曾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也是一种虚幻的生活。

　　而流放意识往往生出造反意识，既然通过正常的手段抵达中心是不可能的。那么伟人意识强烈的排他性就会促使一个人渴望通过暴力手段去造反。我那时 渴望把自己的鲜血洒出去，渴望有一个狂热的广场，在那里贴标语、喊口号，这个广场就是那个“中心”的具体化，这样我要考上北大，一定会出事的。

　　原来我们所崇拜的革命先烈为了真理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的牺牲精神，现在成了我们的选择的精神动力。在此我提醒一句，当代中国如果在对青少年进行思想品德教育时不变得务实一点，而是仍然宣传共产主义的那一套，当他们以共产主义纯洁的道德标准看当代时，就会对现实不满，并可能产生选择精神。“你们的子弟要论断你们的是非”！

　　生活于每个人都是实实在在的，而“时代”等等总体的观念是虚幻的，没有一个个个人的实在的生活，就不会有“时代”等总体的生活，因此每个个人都应当先回到自己，接受自己，管好自己，自己对自己的生活负责，自己珍惜自己的生活，追求自己的健康财富、爱情等，这样，一个个健康的个人的集合才会有总体社会的健康与进步。任何政策的最终目标都要落实到促进一个个个人的福祉，不能最后促进一个个个人福祉的政策就不是好政策。同理，时代的中心并不在每个人以外，时代的中心是由每一个个人的生活构成的，每个人没有必要到自身以外去寻找一个时代的中心。基于以上原因，每个人的生命未必都要轰轰烈烈，每个人首先要追求的是真实的生活，从自我出发、自我认知、自由选择、自由行动，促进自我的幸福而不妨碍别人的幸福，帮助别人获得幸福而出于自我的愿意的生活。我认为这就是回归了真实自我的真实的生活。

　　在我成长的九十年代，左倾文化所指出的那个中心，那个“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已经日渐模糊，于是我便陷入了满腔热血无处可献的困境。人生并不怕艰难困苦，人生怕的是失去方向，当代青年的许多痛苦恐怕与此有关。那时我痛苦地爬上群山之颠，反复发问：祖国与我有什么关系？我现在明白，祖国就是这样一块地土，在其上我们的世代在这里生活，我也将在这里生活，目前的生活虽然不太好，但我们要努力使它好起来，很简单。这样，当我们把目光把那个并不存在的闪闪发光的远处的祖国，远处的“中心”收回到眼前来时，我们会发现人生重要的不是参与到那个“中心”去，而是脚踏真实而平凡的土地，仰望我们所信靠的上主，一点一滴地建造我们的生活，这样的生活不一定要轰轰烈烈，只要在没有爱的地方付出爱，在没有公义的地方争取公义，这就够了。把目光从中心收回，我们更会去关心我们身边的一个个个体的人，每一个个人的不幸都这样真实地牵动我们的心灵，每一个个人的欢乐都这样带来我们的欣喜，噢！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在这个生活中我们这样真实地爱过、痛苦过、付出过，也收获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