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主义者说：人是第一可宝贵的。今天有必要进一步说：自我是第一可宝贵的。

　　自我是第一可宝贵的应该看作：自我超越于任何外在于个人的家庭、集团、民族、国家、区域乃至抽象的文化之上，自我的主权只属于个人。

　　一、没有超越于自我认知之上的真理

　　说自我是第一可宝贵的，“我属于我自己”首先是因为在认知上不存在超越于自我感知之上的真理。第一是，真理或曰正确的规律的认知是由个体完成的。第二是，个体凭理性对世界的认识是有限的，相对的。我们把理性定义成人们在充分客观依据基础上经多元的审视和开放的存疑经逻辑的推断达到良善的认知的能力，那么由于我们所面对的宇宙是无限的，我们对客观依据的把握是有限的，即我们不可能把握世界所有的信息，那么我们的理性就是有限的。

　　因此，任何由贤人圣者认识的真理被推介给别人时只能由他人在充分自由的情况下，经过自主的判断，做出发自内心的肯定或否定，而不能强加。

　　启蒙主义的一个悲剧是面对中世纪的封建专制与神权专制(其实是教会专制，即中世纪天主教会垄断《圣经》解释权，神父独占个人与上帝沟通的权力，这本身是违背《圣经》和耶稣教导的。而马丁·路德改革后，每个人重新意识到了个人可以把心灵无限向上帝开放，个人可以直接回到《圣经》，这个改革以后的新教乃是英美走向自由民主的原动力)，提出了人是第一可宝贵的，而一些启蒙先知认为凭自己的理性的智慧已经认识了世界的最终真理并以理性智慧设计人生社会的发展。他们面对于在愚昧中的民众认为有权力强迫他们离愚昧而入自由。这种强迫别人自由，强迫别人进入真理的观点最后被独截者所利用而有了法西斯，有了苏俄的专制暴政。看那一段历史我们就可以知道，没有对自我的充分尊重少数知识先知或哲学王自我宣称掌握了终极真理并把它强迫推行给大众，而大众也交出自我的认知，交出自己的头脑匍匐在哲学王的脚下，结果必是一盲引众盲，相与入火坑。

　　二、没有超越于自我之上的利益

　　其次，说我属于我自己，自我是第一可宝贵的是因为没有超越于自我之上的利益。我们说造福于民众，是指造福于一个个的具体的个人。任何团体的组成员终都为了团体中个体成员利益的增进，为了防止团体中少数人独占、侵吞别人的利益，才需要用授权、表决的形式，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加以制约，而在这种表决与决定中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必须受到充分的尊重。不能为了今日多数人的利益侵害不同意见的少数人做为人的权利底限。因为今日任何个人受到侵犯的行为明日就有可能加在今日侵犯者中的任何一个人身上。在这样的社会中，个人如果不同意一个团体的决策，他即可收回对这个团体的授权，加到其它团体中，任何其他个人也可以加入进来，开放社会乃告形成。

　　而一旦形成集团利益超越个人之上的局面，就会有一凌驾于广大民众之上的利益集团形成，这种集团为了维护其对社会民众利益的剥削就会对外实行独裁，在内部实行分赃，分赃的结果很可能是金字塔型的权力体系的形成。

　　我们为什么爱一种文化，是因为它以丰富的精神磁养了我们，文化没落了，我们使无由爱它；我们为什么爱一个国家，是因为它增进了我个人的福祉，反之便无由爱它，所以林肯说，如果美国的奴隶制推广到全国，他宁愿移民到日本或俄罗斯。

　　三、自决之艰难

　　我们在进行选择的时候，会有几种情形，一种是我们从小被告知家庭与某些集团超越于个人之上，这些自称或伟大或悠久或灿烂的东西教导我们说，我们个人的一切都是属于它们的，我们的一切价值都只有通过它们来实现，离开了它们我们便一文不值，因此，结论是，自我的一切选择都服从于外在于自己的集团，惟集团马首是瞻。尤为可悲的是，当一个人从小便被告知离开集团自我一文不值时，他会把集团对自我的这种要求内化为自我本身的要求，他会把个人的一切利益主动与真诚地出让给自我之外的某些集团，为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法西斯、专制主义最期望达到这样的效果，所以才会有视死如归的党卫军，才会有日本驾驶着炸弹撞向美国军舰的神风敢死队。当然我们也有过与神风敢死队一样“抛头颅、酒热血”的行为。曾酿成了许多悲剧。

　　在中国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个体对群体与集团的“忠”与狂热在历史上是登峰造极的，那一场狂热以千万计的生命，以无数个人的悲剧血泪为代价。然而我们被告知的结论是那是“一场浩劫”，是一次错误。一场锦被拉起作为新时代的鲜艳夺目的背景，锦被的背后是火光、鲜血、囚禁和流放。只有少数的倒霉鬼被钉上耻辱柱，我们被告知是他们对我们进行了浩劫，更多的罪犯从锦被之下溜上了新时代的舞台，披着五光十色的新衣舞蹈。一个两千年的专制主义大溃破的民族灾难居然由一床锦被遮过去了。

　　这床锦被的威力来自于整体主义，与集团专制如影随形的整体主义。

　　我们选择的时候的第二种情形是：我们已经意识到了自我的第一可宝贵，意识到自我的主权只属于自己。而外在的家庭或集团仍坚持自我服从于它们。坚持集团利益第一并对个人进行剥夺。那么自我在选择时便面临外在环境的制约，这种制约与反制约的结果是冲突的发生。

　　我们选择时的第三种情形是：个人已经意识到了自我的第一可宝贵，而外在的环境也充分尊重个人的主权，那么我们的选择便是自由的，因为外在于自我的集团是尊重个人主权的。这些集团往往通过个人的授权组成，由意识到个人主权的人组成，这种集团较少凌驾于民众之上的利益，较少排他性的权力垄断。选择的结果会促进个人的幸福，也会增进社会整体的福祉。

　　四、收复心灵的失地

　　八十年代初露头角，走红于九十年代的散文作家中有三个代表人物：贾平凹、余秋雨、张承志。这三个人对中国文学八十年代以后的发展各有贡献，但是他们在本质上并未摆脱整体主义的思维。贾平凹处在整体主义的边缘，在那里多的是老庄、玄学、禅学，称是“气功思维法”，强调意念作用，灵力判断。而这些东西正是专制主义“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是专制主义的麻醉剂。余秋雨则奔走于古坟废墟之间抒情不已，复到大众媒体上不断“大文化”，这两个人都是这个时代的既得利益者，而余秋雨更是从文革以来两个时期左右逢源的幸运儿，贾平凹多了个农民资本，余秋雨则有他的学者风度加才子气质，在他们那儿独独少的是个体的自由独立与尊严。张承志与这两个名士才子不同，张承志的血液来自底层，我们曾经听他响亮地喊过“为人民”，后来又见他加入了哲合忍耶，前几年对他的批判中有人批评他举的是“抹脖子教”的旗号，这是不公平的。首先，张的底层意识是要肯定的，他所属的回族在历史上为了信仰的自由而遭受的清政府等的镇压是值得同情的，他们的一次次流血反抗甚至是值得敬佩的。但是在精神渊源上张仍未淘洗红卫兵的底色，是老一辈雪山草地精神的延伸，只不过张承志在一个世俗化时代的失落，他在一个群体中追求英雄主义快感的渴望由于意识形态本身的软化无法得到实现机会，加上民族血源的因素，使他扎入哲合忍耶教众中，继续青春时代的幻想。我们要赞赏张承志的底层精神，但要警惕的也是张的底层精神，在他那里底层是以总体存在的，没有独立的个人。而我们知道这种整体主义的延伸就是专制主义。

　　然而，近年我们看到一些经历过文革的中年散文作家开始打捞个人记忆，他们的努力正在这床遮蔽历史记忆的锦被上撕开一道小口，有鲜血渗出提示给正在舞蹈的我们往昔凛冽的创痛，使我们虚火过旺的灵魂感知到一丝冰凉。

　　筱敏说：“那个非常年代，我在干什么呢?我在跳猴皮筋；爬树和翻围墙；弄一些大小纸盒子养蚕和小兔子……”白天国庆盛典的大游行，火红、热烈、波澜壮阔，使每个人都渴望能参与进去，而“上班的夜晚，我偶尔瞥一眼窗外昏黑的城，便有一种无端的惊恐。睡去了的城是很荒凉的。那些轮廓不清的民宅，连片成群，茫然地、疲弱地、漂浮在夜的死海之中”，“然而，我不知道人民是怎样从那片轮廓不清的民宅中悬浮起来，成为一个虚构的整体，成为一个强横的巨枷，动辄就把一个人铐在枷内了。这是一个以人民的名义压制个人的时代。”筱敏这样总结她们那一代的精神状态：“我们与人类文明史中的所有先哲都隔断了，禁锢于一个孤岛，空气中充满硫磺味，我们不知道与此同时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事，具有人的尊严人的品格的思想者正在思考什么。我一边怀着犯禁的快意读那些‘毒草’，其实大多不过是按我们的规程成长或修剪过的向阳花木而已，有一些人在活动，但没有独立的个人。”

　　没有独立的个人，是因为大多数人虔诚地把自己交给了集体，极少数如遇罗克一样的独立者被以人民的名义绞杀了。筱敏的《成年礼》中有一篇短文叫“圣地”，写了她家旁边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扩建过程。这片圣地大红的墙和皇宫一样的门有着庄严的气概，突兀地嵌在旧城的民居中，嵌在那些伸出街面的骑楼，骑楼上的木窗子和窗沿下晾衣衫的竹竿、木屐、竹扫、蜡烛、椰子糖中间。而“新时代”要重写革命史，坚毅果断地用一大片灰扑扑的民居充当新圣地的台基。作者的一个女同学姓莫，莫女生的家也在这一片要清除的民居它列，当她与同学一起穿过瓦砾堆，和瓦砾堆中支着炒菜锅去圣地参加义务劳动时，“这天她很是惹眼。她用扁担挑土，夸口说能挑多重多重，几个男生就往她的簸箕里装土，恶作剧地装成岌岌可危的两座小山，她站在瓦砾堆上，居高临下的样子，脸憋得通红，眼睛也是红的，说：再装!再装!”革命以人民的名义扫荡个人生存的空间，莫女生交出去的是自己的家，获得的是英雄主义的快感。然而，当新圣地建成，莫女生与同学们唱着新时代的歌站在圣地的广场上，“有人逼那位姓莫的女生说：你家祖屋在哪里?你敢说吗?敢吗?姓莫的女生环顾四周，想了好一会儿，离开队列跑到广场的另一侧，用脚划着地面的几块方块，又迟疑地挪动了一下位置，再划，再迟疑地挪动，最终迟疑地退回来，不再言语。”

　　向外在于自我(个人)的集团交出自己，结果就是血脉相连的祖屋变成了无法辨认的广场上的方砖。今天我们的心灵甚至也被广场征用，我们读一样的报纸，听国家播音员一样的宣告，被靠知同样的结论，必须收复这广场化的心灵失地。

　　如果说筱敏的作品已经实现了对整体主义的超越而上承五四启蒙精神的话，最近收在《当代中国最佳文学作品排行榜》中的邓一光的《远离稼穑》则在个人性上独具另外一种自觉，主人公四爷从红军长征到八路军抗日、新四军、解放战争、朝鲜战争，穿过了中国近代史上的几乎每一场重要战争的枪林弹雨，又在几乎每一场战争中都受伤被俘。这样，在进入和平年代后等待他的还是无边无际的歧视。在我们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波澜壮阔的历史教科书里，这样的人物是可以省略的，作者把他写了出来，写得催人泪下，为草芥一样正在暗淡下去的个体生命记下了一笔，这就够了。

　　作家刘烨园是文革知青，他以青春时代的创痛，不懈地追问那一代的悲剧命运，记述已经被荒草覆盖的红卫兵战友，抢救当年的各种细节。在他的自选集《精神收藏》中有这样的陈述：“我也不能同意只有权势者首先认罪首先承担责任，百姓才能‘反发制已’的‘对立话语’。……因为这是两码事。无论先做还是后做，百姓都只能认自己所犯的罪，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而不可能‘大罪独揽’，因此次序并不重要。重要的反而是先这样做，百姓的自我意识已经成长、强大，已经高出权势，优秀于权势，国家因此而有了希望。”是的，自我的觉醒包括以个人的姿势忏悔，即使别人的手都是黑的，我也不跟他们黑下去，我先悄悄把自已的手洗了，这一切与别人无关，他是我个人良知与信仰的要求。被充许的话，在别人洗 手之前先把自已那一双手举起来，告诉别人：这是一只黑手!让那些双手在罪恶中浸染得太久而不自知其黑，不自觉其黑，或有意掩盖其黑的人听了扎心。刘烨园先生在记住历史苦难，倡导忏悔意识方面是出色的，这一些都是自我成其为健康自我的基础。然而刘先生笔下的话语仍见整体主义痕迹，比如“百姓”，那只是无权无势的群体，而不是“个人”，比如“国家因此而有了希望”，我举双手赞成给国家一个希望，但忏悔的终极目的只指向个人，指向“自我”。

　　近年以个人心灵经验为主的作品还有遇罗文的《我家》，这部作品记叙文革中因反对血统论被杀害的人权思想家遇罗克一家的悲惨经历。我们可以从细部微观地看到一个家庭的两代四口人怎样六次被投进临狱，看到一场民族突难中的个体受难的心灵史。

　　单正平先生做过一个统计：王小波的《我的精神家园》共68篇文章，其中26篇的开头第一个字是“我”字，另有14篇的第一句话中有我字出现。这说明王小波先生的随笔以自我经验为起点，在有整体而无个人的整体主义时代抢救了个人的宝贵经验。

　　筱敏说“在回想自己的少年时代的时候，我同样有一种心衰力怯的感觉。我所能拾起的，只是一些十分琐屑的粉末和碎片，照此逻辑，我只能长成粉末碎片。”

　　抢救记忆的碎片，是我们“回归纯粹个人”，获得完整自我的开始。

　　五、自由来自于勇气

　　我们回归纯粹个人，获得完整自我，是为了追求个体生活的幸福。生活的幸福应包含了健康、创造力、成就、自豪、爱情等目标。而这些目标的实现来自于个人潜力的充分挖掘，个人能力的充分施展。进而潜力的挖掘和能力的施展又要求社会提供公平、公正的环境。这种公平、公正的环境包含了这样的一些要求：我有权知道我所喝的水总大肠杆菌是否超标，这座城市的公交车票提价应经过我的同意，我所纳的税收不应被用于公款吃喝，我的孩子要受到良好的教育等等。这些的实现离不开民众对执行者的授权、表决、批评、否定等等现代宪政的理念。

　　先哲有言“幸福来自于自由，自由来自于勇气”，我们要追求生活的幸福，让我们从勇敢地收复心灵的失地，回归个人开始。

　　大江健三郎先生今年9月28日在北京演讲时说：“中国的近现代文学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努力提示出新的国家形象和国民形象的典型……”，在一个嘈杂的时代里，在一块贫瘠的土地上，面对一群疲惫的民众，面临权力与大众传媒双向的煎熬，中国的散文创作者要有志于“做新民”，提示人们一个激动人心的异象：一片蔚蓝色的天空，一颗明亮的晨星，一种内在心灵自由的欣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