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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 寻求信仰的年代
双向的破碎
——读筱敏《成年礼》
在荒芜的死寂之中，她的存在，只为提示一种生命，一种未来的生命。以自身的火焰，为自己建构一个现世中没有的家园。在今夜，暴风雪夜，提示生命只能以毁灭生命来完成。
——筱敏
在草原深处，暴风雨来临之前，我去追赶马群，把身上的“细软”全掏给筱敏女士保管。当我沿着斜坡跑向一个海子，猛一回头，筱敏牵着一个小姑娘站在高岗上，乌云在她头顶的天空堆积。我记得那个小女孩手上拿着一朵紫色的小花。
“这株白桦是一片孤岛。因为她依然站着，所以她成了孤岛”筱敏说。
朱学勤先生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大限。这一代充其量只能清洗这块土地的外部毒素，其内部毒素大概只能留待后人请洗。我们这代人已走到历史尽头，大限就在这里。”朱先生的“外部毒素”是指“意识形态文化”，内部毒素是指“传统政治文化”。
我这里尝试把“外部毒素”与“内部毒素”做一个换算，那就是这两个问题其实是近代以来的中国人一直面对的问题：生存问题：建设一个理想社会；存在问题：寻求在生命意义，建构一个栖息灵魂的家园。
如何使社会有温饱、公义、民主，如何使我们的内在心灵在存在的意义上有所依托，这两个命题最典型地反映在鲁迅先生的生涯中。在鲁迅的时代中国内忧外患，家邦适逢多难之秋，改造生存环境显然是一个大命题；同时中国传统价值枯朽，经“五四”摧枯拉朽，中国的心灵再难回到山水田园，文人情趣当中，“有做温熙之声救吾脱离荒寒者安在”，面对这双向挑战鲁迅发出这样的呐喊。在鲁迅的生命中一直有一种荒谬感，那就是说存在是没有意义的，然而虽然存在没有意义，面对烈火熊熊的家园，鲁迅一次次地投身现世改造，他忍着存在荒谬的痛苦强打精神参与了辛亥革命，新文化“五四”直至“左联”，一个身怀荒谬感的人投身改造社会，他要承受双向的煎熬。在一次次的行动中，鲁迅一次次地失败，一次次的被伤害，于是越在鲁迅的晚年，他越走入存在的荒谬，越走向对生存的追问，走向虚无。在他那里这个否定一切的虚无是如此强烈，以至他说：“希望之为虚妄，正与绝望相同”，好像他还说过“唯虚无与绝望乃是实有”。鲁迅先生以他最后彻底的绝望实现了对自我的回归。
钱理群说：“这正是鲁迅要我们正视的：人的生存无奈，无依托，无归宿。鲁迅就这样堵塞了人们逃避不完美的人生痛苦的一切退路，把他人的生存绝境的命题发挥到极致。”绝望，反抗绝望，坚持绝望，这就是鲁迅精神的核心，鲁迅先生最伟大的在于他对绝望的坚持。坚持住了这个绝望就坚持住了无限的可能，无限的远方。
然而20世纪中叶以后的中国人并没有坚持住这个绝望。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鲁迅逝后三十年整乃有文革，那时筱敏刚张开她的认识世界的双眼，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充满希望的年代啊，筱敏描述那个时代的盛典说：
“那些彩旗，彩带，展览成就和演示前景的彩车，满天放飞的气球和鸽子，步伐统一的方队；那些高亢有力的进行曲，万众一心的口号；还有太阳，这个季节总是阳光普的……像是突然把一个天国花园展现在你面前。”
乌托邦之梦像神圣的彩球曳引着人的心神圣地升起来，背影是阳光明媚。它背开越高最终在云端破裂了。在乌托邦的气球破碎之前，筱敏也在火红的年代里呼啸、奔跑、恐惧，好像因为阅读“毒草”筱敏在七十年代未期还入过一次狱。
此后，在筱敏的生涯中存在的荒谬问题一再显现出来。对于她来说，生存是一种拒绝，因为拒绝而流亡，她说：“流亡这个词指的是一种生存态度。她是拒绝趋附，拒绝从属；她是尊严，自由。”
我固执地认为，一个绝望中流亡的人，在他流亡的中途，当他被剥夺了一切反抗的能力，当他失去了一切反抗的可能，当他已被命运推到悬崖边上的时候，他可能有两种选择：一种是鲁迅在《复仇》中所表达的，在大报复，大毁灭，大痛苦中获得大快感，在大快感中有如涛的飓风回旋于末日的天地。还有一种选择是你在悬崖边上站立，站住，这时候重要的不是做什么或向何方迈进，重要的是坚持站立的姿势，既使是在原地的站立。这种站立是生命美的升华，是不屈的丰碑。虽然无数的后人将从这背影中获得感动，献出眼泪，然而，重要的是现在在这里站立，在绝望中站立。以这种绝望中的站立的姿势我们就来到了另一种生命入口，那时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之夜汗珠如大血点的独自祷告后，在大祭司那里，历经鞭打，被朝脸上吐唾沫，戴荆棘冠，戏弄，耶稣只是不开口，而在彼拉多庭前，面对有意为自己开脱的罗马省长，耶稣仍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他惊人的沉默是对一个拒绝生命之光的世界的沉默，他说：“我的国不在地上。”
在筱敏那里，生命是沉重的，心灵是破碎的，他的所有文字都是从伤口中涌流出的血。于是我们看见她在暗中独自与已逝的心灵这样对话：“当我用双手接住她的时候，一簇火苗就无端燃烧，并迅速植入体内。此时仰望星空，我认出了你的方位。即使在燃烧的时刻，我们也并不拒绝流泪的，是么?妃格念尔!”“何处是我的尽头呢?”你说。当这内心的询问穿过一百年的暗夜抵达我的时候，我就在暗夜中擦燃一支火柴，然而火光瞬间就熄灭了，灼伤的惟有自己的手。我只能以内心的颤动告诉你：“实在我们没有尽头。妃格念尔!”
筱敏的伤口是这样深，以致从伤口中涌出的篇章是这样美，如乌紫色的天幕下，狂风收集着秋天的落叶和阳光的碎片。
存在的破碎，这是筱敏的第一种破碎。
筱敏的第二种破碎是生存的破碎。
经历了乌托邦梦想的破碎后，筱敏选择法国大革命，纳粹德国和前苏联为自己的写作重点之一。筱敏试图通过对那些时期革命，革命的暴政，个人的自由，权利专制等主题的研究“清洗这块土地的外部毒素。”
筱敏声称她涉身这些领域，不是为了做学问，成为学者，而是为了“从遥远漫长的人类心灵长河中，寻找与自己心灵的回应。”一个当代中国女性，到血光冲天的巴黎，到纳粹德国到前苏联寻找心灵的回应，哦!我总算有所感悟。
从筱敏笔下的法国大革命我读出了几点：
1、 有一种圣徒是可怕的。
筱敏笔下的罗伯斯比尔具有圣徒的一切品格：简朴，热诚，严肃，慷慨，崇尚正义，意志坚强，绝不为金钱所收买。
这样的圣徒如果笃信比如真理，比如祖国，认为为了它们可以不惜一切，如罗伯斯比尔所说：“真理当然有自己的权力，有自己的愤怒和自己的专制”，那么他为了“真理”和“祖国”是有可能不惜血流成河的。
这样的圣徒如果如罗伯斯比尔，为了自己的理想可以不顾自己的生命，那么他是可怕的。因为不顾自己性命的人，也不惜顾别人的性命，这就使屠杀成为了可能。因为不顾自己利益的人容易给人一种无私与自我牺牲的审美悲壮，这样悲壮的审美可能动员更多的人追随他的行动，
那么就使大规模的流血成为了可能。
这样的圣徒如罗伯斯比尔，具有越坚强的意志，越偏执的相信自己所相信的是正确的，越热忱地希望别人相信他所说的一切，那么他就越是可怕。因为他一旦启动了悲剧的战车，他就会使它疯狂到最后的毁灭。
这样的圣徒是一种在自大与虚无之间摇摆不定的人，是一种迫害狂。
有没有不同的圣徒呢?有，那就是如施洗约翰所说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的人，是在十字架上高呼：“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的人。他们守着自己心灵那一角的蓝天，谦卑在地没有爱的地方付出爱，在没有公义的地方争取公义。他们知道此世没有绝对的真理，他们也不追求此世的奖赏，但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爱是发自心而坚定的。罗伯斯比尔这样的圣徒是弱者的疯狂。后一种圣徒是强者的谦卑。
2、 个人是重要的。
罗伯斯比尔说：“共和国的主要工具是品德，即不过归结为爱法律和爱祖国的政治的品德；共和国的宪法本身要求一切私人利益、一切个人关系都要不断地让位于公共福利。”
筱敏评论道：“这种一开始就把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置于法律、祖国、公共利益之下，以牺牲个人而服从整体的品德，实际上就在为专制铺设基础。”
筱敏在追问“经由革命的震荡，是否必定导致极权专制?”时比较了法国大革命与俄国革命，“俄国革命较之法国革命，有更激烈的平等诉求，然而，个人主义--个人权利，这构成1789年原则的核心部分，却是没有的；取代它的是比平等的激情更渊深久远的社团主义--整体主义。一个新权威取代一个老权威，较之在权威的碎片之上建立个人权利，更符合长期葡匐于专制统治下的人们的心理惯性。”
对于中国这样的整体主义的国家，在过去两千年的专制社会(“封建社会”)中，专制政权是强大的，土地是板洁的，有个体，但是就是没有现在个人主义政治哲学意义上的“个人”，政权的重压之下，民间的自组织，历来不被允许，这样的社会重心高，容易倾倒，一旦风暴突起，斩木为枪，民众便众社会的底层漂浮起来，涌向战场与广场，而战场与广场都是无根的。与这种无根的涌动伴随的是血海骨山。为了新的稳定，便不得不借助另一个专制政权。历代家民起义莫不如此。中国与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实在是太类似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社会类型与社会结构，它的政治危机、社会危机、精神危机叠加爆发的大悲剧是我们今日不该忘记的。
我们已经有了经历乌托邦而入二次专制吃二遍苦的经验。如今我们迫切需要有一种对乌托邦的警惕，需要回归个人，贴着地面行走。有一个健康民间的社会才是安全系数高的社会。而健康的民间离不开“个人”：一切由个人出发，又回到个人。
3、 反抗者是不一定可靠的。
托克维尔认为法兰西大革命是因了两种激情的混合“有一种激情渊源更远更深，这就是对不平等的猛烈而无法遏制的仇恨”，“有一种激情出现较晚，根基较浅，它促使法国人不仅要生活平等，而且要自由。”
筱敏评论说：“这两种激情在1789年的罗伯斯比尔身上都有，最后一种的确根基较浅，而前一种却是血缘性的，并且构成了这位圣徒的美德中主干的部分。”
今天，我要冒犯地对所有反对派或反抗者提出有保留的看法。
首先是动机问题，很多举着民主、自由、平等旗帜的人，他们的动机很可能是罗伯斯比尔那样的仇恨，仇恨收割仇恨。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可能造成悲剧。也有的名义上的理想主义者是阿Q那样为了女人、打人、分东西，他们的理想主义可能变成投机。
其次是思维问题。反抗者是与压迫者处在同一社会中，他们的利益可能对立，而他们的思维则可能相同。如罗伯斯比尔的集体主义、整体主义的美德，与大革命前的专制王朝并无区别。
最后是革命前主张言论自由的人在革命后为了革命成果可能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革命前主张人权的人，革命后可能主张反革命者都不是人。
因此，选择是否可以是这样：赞美反抗者，但不一定要追随反抗者，坚决不盲目崇拜反抗者。
4、 用铁锨还是用爆破
筱敏认识到了革命也有革命的血腥，她特别区分了整体主义的社会和个人主义的社会，前者由于岩层了坚硬和气候的严酷无法长出现代民主社会，后者由于有深厚的土层，和个人主义发达的根系，容易长出植根于个人的权利与尊严让的现代民主社会。
在赞美了科黛与雪诺这两个孤身刺杀马拉与罗伯斯比尔的红颜刺客后，筱敏表态了：
“不是任何东西都能沿着传统的血脉自然生成发育的，某些东西恐怕只能从断裂的伤口中长出来。如果我们认为，在有人性的生存之中，个人的权利是必要的条件，而我们生存的现实中，个人主义阙如，并且无法平稳地植入，我们就需要在困厄我们的权威主义和整体主义之下进入凿石爆破。”
与她的观点不同，近年来自由主义者主张。“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其发展变革主要依赖自生发展秩序的作用与拓展。”
基于对中国的土地性质，及这块土地上生长个人主义可能性的判断，筱敏提出了一个有份量的问题，它倔强地站在身由主义者的对面。
朱学勤先生说：“一些优秀的女性的精神状态往往处于两极：要么是在世俗的沼泽地里打滚，要么是在滚烫的热水中煎熬。”对于像筱敏这样在存在与生存两条战线上应战的女性，(筱敏对法国大革命等的研究指在追求一个公义的社会，指向生存)，她也面临双向的破碎。在这样的高度上坚持真是一种卓绝，对于一个女性尤其如此。而她对科黛与雷诺的赞美却令我吃惊，因为面对断头台，科黛曾骄傲地宣称：“我是为了拯救十万人而杀了一个人!.……我从来就是精力充沛，无所畏惧的。”
我坚信所有的刺客都是弱者。筱敏对爆破的主张也呼应了她的话：“提示生命只能以毁灭生命来完成。”
在存在与生存两条战线作战是世纪以来中国人的宿命，于是从鲁迅以来，我们在不少人的身上都看到一种分裂，那就是“悲天怜人”的母题：个人面对浩瀚宇宙，找不到存在的意义而悲天；个人面对苦难的时代又不得不投身社会的改造，因怜人而“启蒙”。筱敏近期的文字一直指向启蒙，而她却在启蒙前景的悲观中作出了上棕爆破的选择，我们看到鲁迅以来的一种悲剧在她身上的延续。然而我们在晚年鲁迅那里看到了对绝对绝对绝望的绝对坚守，守住这绝望才会有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精神坐标，对这绝望的坚守是我们现代化的一个基石，有对这绝望的坚守才能使中国的现代化有一个深刻的参照系而不流于光怪陆离的消费主义的肤浅。对这绝望的坚守使中国的现代化有了世界性的高度。，而对正绝望的超越正是中国现代化的出路所在。
我对爆破持保留态度，爆破有它自已的日程安排，我们应该跟在这爆破之后用铁锨赶紧松地，播种。而我十分赞同筱敏说的：为自己建构一个现世中没有的家园——这里我们来到了与基督精神的对话的地点。
（2000年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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