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期性奔涌的忧愁啊！现在是摆脱月光的时候了。——西川

　　“那西沉的永远是同一颗太阳。”在他的感叹声里，巨大的落日照临了广场。那是古典希腊时代的一个黄昏。两千多年来，同一颗太阳从每一个时代的上空掠过，余晖抹在中世纪少女的鼻尖上，也铺在我们城市的脸上。

　　十九岁之前，我从未认真思考过这一颗夕阳。十九岁之前，我在干些什么呢？踏着仍然烫脚的土路，我和母亲下到深深的谷底，群山之外，夕阳如何把山坡染得一片辉煌，这一切我们都不知道。在深谷里，我一边用手抹着被铲去树皮的树干，把手指放在鼻尖上，深深地吸一口松香。一边听母亲讲述人情的冷暖，生计的短长。母亲讲着讲着，时不时用刀背敲打树干，咚咚的响声在山谷的幽影中回荡，盗贼的幻影在对面的山谷间出没。

　　我还不曾抬头打量母亲头顶的夕阳。记忆里，夕阳的辉光从来不曾洒在母亲的脸上或者肩膀上。很小的时候，母亲一只箩筐装着地瓜米，一只筐装着我上山岗时，生怕掉下小路旁的土崖，我抓紧了筐绳，而来不及看夕阳。大概母亲只顾埋头采茶，一任肩头的夕阳暗淡下去，所以她回到家里是，总是天已擦黑。有时母亲太晚回家了，生怕母亲昏倒在山上，摸黑一路叫着上山找她，因此我从未看见夕阳中的母亲。

　　有母亲，有土地，就不会有忧伤。

　　我与夕阳相遇于异乡。

　　把我送到这个小镇上后，父亲留下我独自看夕阳。这个小镇叫集美，群山第一次从视野中消逝，平原在海的一侧铺展，而在海的中央有我从未进入的文明大城。

　　当我们这一代乘车进入城市的时候，我们失去的不仅是土地上的故乡，我们更失去了精神的故乡。其实我们从来就不曾有过精神的故乡。只不过现代都市以它的城开不夜，流光溢彩，暴露了我们灵魂的无所皈依。

　　都市对于我们不仅的地理上的异乡，更是精神的异乡。我们来自农村，而整个中国精神的根都在麦地和水稻田里。诗人说：“在这个心灵浪迹天涯的时代，请让我讲述家园。”故乡的意义在于它已经被离开。从来不曾从土地上真正漂流起来的中国精神也从来不曾感觉到需要一个家园。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们真正来到了一个异乡。这一事件具体于我，就是一九九三年，父亲乘车把我送到那个叫集美的小镇。然后，他以一个农民襄中的羞涩，不敢走出门一步去看看那近在门口的都市的美景。掏光腰包为我交了学费，然后揣着车票，一路饿着肚子回家去。

　　在黄色的琉璃瓦之外是成排的芒果树，金黄的芒果间荡漾着海风，海风吹来的方向是那西沉的太阳。我独自在这夕阳下忧伤。

　　我的忧愁与少年无关。也不仅仅因为异乡这么简单。因为我渴望远方，骆一禾说：“远方里，远啊，远和远。”我忧伤，是因为无法达到那夕阳下更遥远的地方。

　　我的祖先来自北中国。在这个心灵浪迹天涯的时代里，我以为只有北方才是我精神的故乡。

　　想念你啊！北方，
　　战争、和平、大面积的饥荒。

　　想念北方，仅仅是祖先或者文化之根的认同这么简单吗？不是的。

　　想念遥远的北方，其实是崇拜遥远的北方。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都是吃小麦的北方征服了喝大米稀饭的南方。想念北方，是因为南方在历史地理上的自卑，这个国家两千年来的皇权专制都以北方为中心。想念北方，是因为四十年的中央集权所形成的对北京的崇拜。想念北方，也是因为文革结束数十年来，所有民间的先锋艺术几乎都是先从北京的游民知识分子圈中兴起，进而风行于全国，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时代里，连游民文化对专制的反叛，都是借助了专制制度两年和四十年来所造成的北方对南方，北京对全国的优势。

　　想念北方，也是因为，当我们的诗人们为了对抗都市现代文明的异乡景色，开始反叛性的创造时，他们不得不退回到麦地里唱着定要得胜的歌，树立了九十年代初的先锋艺术里，对于北方的麦子、麦地和农业中国的偶像崇拜。

　　就这样，在异乡的夕阳下，作为七十年代人中的一员，我思念北方。

　　不是吗？我学习的这座小镇，群山已经从视野中消逝，而平原在海的一侧铺展。在海的中央，有文明的大城，它的大号叫特区，一种我闻所未闻的生活和生产方式正在兴奋地勃兴和扩张。它那让我恐惧的钢筋混凝土的森林在我学习结束投入它的怀抱时，将比我在它的城门口窥探它的此刻更加郁郁葱葱。而我所学习的就是如何运作大把的资金，使这些森林长势更加良好的知识。

　　不是吗？这座小镇只有蔚蓝色的海，与我夕阳下的忧愁一同上涨日复一日的海潮。它的风太自由，在这种自由而带着腥味的风中，我失去了方向。它没有北国麦地和黄土高原的那种干焦的黄色与粗糙，它不适于热血的奔流，兵器的撞击，一句话，它没有英雄所热爱的那种血腥与粗犷。

　　由于近海，与中原隔着山。我这座省份的人从来在京城里没有稳固的根基和拉帮结党所形成的势力。这个省多的是以决裂的姿势出海而去，永远地背叛大陆的人，他们是海盗郑成功和商人陈嘉庚。但是这个省的人们，在决裂成功后，又往往被大陆招安了，郑陈两位一降于明，一降于毛，不是吗？

　　就在我来到这个小镇的十年前，有一个叫舒婷的诗人，以一腔青春的热血，写下了青春的诗篇。然而，她也是一样在北中国找到了朗诵诗篇的扩音器。

　　那西沉的永远是同一颗太阳，在我的小镇以东和以南，是那正在成长的叫现代文明的异乡。在我的身后，向北再向北，是那我自以为故乡的农业与专制机器的中枢。这个故乡，不仅有我们文化上的认同，更有两千年居高临下的自负，虽然这一优势在近代经历了一次炮火的轰击，西洋工商业文明的洗礼。但是当时间来到一九四九年，它再一次在关上了大门，借着小米加步枪，和在黄土地上再土生土长的马克思主义，重新建立了北方对于南方，农业对于工商业的居高临下。

　　当我来到这个东海边的小镇， 没有这个省扬帆出海的先辈那样叛逆的勇气与自觉。相反地，我以为那个一直以专制的姿势奴役着南方的北方，才是我精神的故乡。

　　那西沉的永远是同一颗太阳。以异乡的景色呈现的不仅是整个现代都市的生活，还有灵魂与生命的无所寄托。当母亲在夕阳下洗濯双足，走下山坡时，在一天的辛劳之后，等待她的将是昏黄的油灯和温暖的家。在异乡的小镇，长久地盯着那夕阳，这颗夕阳也正从另一座城市的上空陨落吗？这是母亲从来不曾想过的问题。我们是失去家园的一代，在异乡的夕阳下忧伤。我们是羁旅无归的一代，在异乡的夕阳下，准备向更远的山河流浪。

　　在这一颗夕阳下，我们曾经绕着海中的岛屿昼夜数百里步行，在这颗夕阳下，我们曾经穿过火葬场的围墙，黑夜在大地上穿行，看一样漂流到异乡的打工仔们在路边用塑料布围起小摊，三更半夜就着辣椒面看黄色录像。

　　我将远离此地，道路画满我的手心。诗人们说调谢的大地使他们忧伤，于是教我们唱忧伤的歌曲。

　　我们是失去家园的一代，在故乡的黑土地上，我们曾经向往远方。来到遥远的地方，那颗不安的心却时刻准备着向更远的地方流浪。

　　大雪封山，我在海上流浪，
　　铺满海面的，白茫茫的雪。
　　雪白的鱼儿堆满了船舱
　　你的心儿吐绿，
　　我的船桨发芽。
　　陌生人，请不要告诉我的母亲，
　　我在海上流浪。

　　在我们时代的荒原上流浪，我感受到了寒冷和虚无，但是这一切，母亲都不知道，母亲的乡村没有为我预备虚无时代的精神粮草。乡村用它的贫瘠好不容易把儿子们奋不顾身地送入了都市。在都市里，儿子们自由了，儿子们也一无所有了。儿子们的青春在都市里期待一次更新，一次新生，然而流浪的船桨没有发芽。这一切母亲都不知道，故乡的意义在于它已经被离开。每一个假期，回到家里，那从海边带回来的关于远方的忧伤从心中涌起时，我就起身爬上后山，走吧，越远越好。这一切母亲都不知道，她只是紧张地跟在我的身后，看着自己那被都市改变得十分怪异的儿子，以急匆匆的步伐远行，远行却不知道要去向何方，只是站在那山坡上向着更远的地方张望。

　　茫然的母亲跟在儿子的身后，走近他也不是，回家也不是。她以母亲的敏感知道一定有什么变故在儿子的心中发生了，她以母亲的浅陋一定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变故在儿子的心中发生了。自从儿子从城市里回来，心中有一扇门向自己关上了。

　　我站在远远的山坡上，母亲在半山腰上担心，她怕我越走越远，她想叫我回去，但是又不敢。母亲可能已经预感到，有一个什么力量正在使她失去自己的儿子。有几次母亲好不容易爬到了我的身边，那是我和母亲最尴尬的时刻。尴尬的结果往往是我以最粗暴地态度责备母亲，然后一句话不说，气休休地回家。

　　母亲怎么知道儿子正在思考的是生与死的问题，我怎么能够告诉母亲，正在思考的是 “to be or not to be”这样的“大事”。

　　与母亲不一样，我的心中有一扇灵魂的门被打开了，这一扇打开的门如午睡后醒来找不到母亲的孩子，就要哭泣。母亲就在身边，但是我却开始觉得她烦——因为找不到心灵的母亲，肉身的母亲于我也成了累赘。故乡就在脚下，但我却时刻准备远行，找不到心灵的故乡，我们出生的地方又能带给我们什么安慰？

　　远方始于大地的忧伤，比大地更深的忧伤涌入心头是从被月光缠上开始的。海水正在灌入小镇，一个少年独自在月光里徘徊，他让月光穿透了身体，洞穿了心灵。

　　月光之上是宇宙无边的黑暗，无边的荒寒。他以为生命就像这月光一样荒寒。

　　像海潮灌满海湾一样，那忧愁也是周期性地上涨、撤退，再上涨……

　　夕阳下是关于大地的忧伤，月光下是关于死亡的忧伤。当他盯住那一轮夕阳的时刻，在这一片辉煌的图景下，他想一定有更为遥远的地方我没有抵达，一定有更为卓越的生活我没有发现。但是月光给他的是那致命的一击，那就是生命内在的空虚。

　　我们是谁，
　　我们从那里来，
　　到哪里去？

　　那西沉的永远是同一颗太阳，那东升的永远是同一颗月亮。太阳下是大地的忧伤，月光下只有宇宙的荒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