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冷蓝的晨光中骑车远行，“快去隔壁镇叫姐夫，让他来给你父亲换衣服。” “父亲没了，父亲没了……从此我是一个没有父亲的人了。记住这冷蓝的晨光和晨光中远行的父亲……”。

　　在冷蓝的晨光中，母亲把一盆红红的炭火放在父亲的床底下，出门找镇长去了。母亲找镇长为的是报销医药费。从镇政府回来，母亲就彻底崩溃了，找镇长，是母亲在厄运中最后的一搏。父亲的丧事是由我主持的。

　　父亲的遗体放在小小的厅堂里，因为肿瘤，父亲的头比正常的时候大了将近一倍半。

　　买到棺材，父亲要入殓了。按乡中规矩，平潮的时刻，当太平洋的海水再一次退到离岸最远的地方，最大面积的泥滩现出水面，跳跳鱼在水洼与水洼之间飞跃而去时，父亲就要被装进那一个木制的器皿里。在这个时刻到来之前，我在忙乱之余挑了一个间隙，搬一条长凳坐在父亲的遗体前，听着低沉的哀乐，看父亲躺在那里。在他的头脚两边各放着一盏油灯，据说那微弱的灯火能照亮他走完阴暗的幽冥之路。

　　父亲入殓的时刻，母亲号啕大哭，她反复扑上去阻止人们把父亲装入那一个木制的器皿。只要父亲被装入那一个木制的器皿，就永远消失在了日光之下，母亲就永远失去了他。

　　父亲的追悼会在镇政府对面的电影院门口举行，会场上挂着一幅对联：“一生勤劳踏遍青山人未老，两袖清风微哂长空君何憾？”是我为父亲写的挽联。父亲为人正直，虽然有一段时间他主管着一个乡的财政，但据我所知，他从未有过贪污行为，所以说他“两袖清风”；父亲虽是一个干部，但常常上山劳动以贴家用，他干的农活比一般务农的乡亲一点都不少，所以他也配“一生勤劳”的悼念。至于“踏遍青山人未老”，那是由于父亲年轻时曾横穿大半个中国，在老挝战场上浴血奋战，而他死时年仅五十三岁。

　　追悼会开始，父亲的遗体被抬到了小广场上，轮到我为父亲致悼词时，我全身披麻戴孝走上前台，从兜中掏出讲稿，很是庄重地念起来。那时我正崇拜毛泽东和戴高乐将军。因此我把致悼词假想成了自己正在一个大型集会上宣读报告。

　　在我念悼词时，父亲静静地躺在我面前的棺材里，人若在死后有知，他必能看到这个世界功名利禄的虚幻，并为我在众人面前用麦克风装腔作势地念悼词而难以安息，虽然我在悼词中说：“父亲在高天之上的灵魂将看到这一切而得以安息。”

　　在父亲的追悼会上，母亲冲到小广场上，抱着父亲的棺材号啕大哭，并且用头去碰棺材，我心中顿生对母亲的反感，因为我觉得这是非常让我们没面子的。

　　对于一个痛苦的弱者，我们容易低估了他的痛苦；对于一个欢乐的强者，我们也容易高估他的欢乐。我们原本应对每一个生命可能的困境保持一颗敏感的心，然而那时我没有对于痛苦敏感的心，即使痛苦的人是自己的母亲。

　　失去敏感的心源于自私。在父亲的葬礼上，我关注的是母亲的哭多么让我“难堪”，而不关注母亲的痛苦。我只是希望一切体面地结束，而不体谅母亲表达她的痛苦的需要。我自私，因为我是个罪人，罪人的生命以自我为中心，他很少能够去体谅别人的心灵，他关心的是别人的行为对我有什么影响。罪人不仅倾向于只关心别人的行为对自己有什么影响，而且他主要关心的是别人的行为对我的面子有什么影响。

　　人以自我为中心，是在伊甸里开始的，亚当夏娃吃了智慧果后，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这是人类与世界疏离的开始，也是人与人疏离的开始。

　　这是一个冬日的午后，太阳白花花的。念完悼词，我代表死者家属和亲友来宾一一握手，在震耳欲聋的爆竹声里，送葬的队伍起行。队伍的最前面有一面蓝布做成的大旗，上面挂着白纸写的黑字：“挥泪忆深恩”。

　　在我的家乡，人们生孩子，特别重视生男孩，而且一般要生两个，其中有一个目的是死后男孩子可以抬棺材。但是，在父亲的葬礼前，我和弟弟被长辈嘱付，不可以去抬父亲的棺木，因为乡中规矩，没有结婚的男孩子是不可以抬棺材的。我和弟弟披麻戴孝扶着父亲的棺木而行。作为逝者的儿子，我们与众不同的是手里拿着一根木头的手杖，拄杖而行。这手杖也包着麻布。

　　父亲的埋葬地点选在几公里之外的山上，几天来乡亲们在红土山坡上挖了一个洞。坟地以上是茶园，坟地以下是松林；成片的茶园是碧绿的，成片的松林也是碧绿的。

　　阳光下满山的荒草散发着异香，扶着父亲的棺木，送葬的队伍来到了将要安葬父亲的土地。

　　叔叔看了风水书和定时辰的“通书”，他把父亲的安葬时间定在申时，“太阳天帝都到山了。”叔叔道。大概是说，北极星和太阳在这个时刻都照在父亲的坟前，因此是一个好时辰。这是一个冬日的午后，我看不见北极星，只看见白花花的日头。

　　我是虎年出生的，申时属猴，“虎猴相冲”，叔叔嘱咐我，父亲下葬时不要站在旁边，要跑到眼睛看不见墓地的地方去。

　　父亲的棺木被放在黄土地上，这一片黄土地上他留下了长长的背影，那背影滴下带着盐味的汗滴。我转过一道小山梁，到一片向阳的山坡上去。父亲的棺木是如何离开阳光，是如何被推进那一个暗淡无光的红土墓穴，人们如何用石头垒起墓门，堵住了墓穴外的阳光，把父亲独自留在幽暗里，这一切我都不知道。

　　在父亲得病的年日里，我曾经陪伴他走过近三个月痛苦的时光，因为迷信，因为怕自己“被冲”的自私，在父亲日光之下的最后时刻，我竟转身离他而去，让他独自被黄土掩埋。

　　在父亲入殓前的时刻，我曾抽时间坐在父亲的遗体前，想静静地陪他一会儿，陪着他的遗体“走”完日光之下最后的一段时光。父亲的灵魂已离开今世，他仍在今世的儿子坐在他的遗体前，思念他，留一段难忘的时光，为自己，为父亲。

　　现在独自被黄土掩埋的父亲那时躺在床板上，他的生命已经止息，却在今世留下他的肉体，这肉体不久后也将归于尘土。我也有这样的肉体，我在肉身中怀念父亲，离开肉身的父亲并不知道。逝者永远地逝去了，生者面对逝者在短暂地凝视，希望这凝视的瞬间成为生命中的永恒，这一切都与逝者无关。是否陪伴死者的遗体走完日光下的最后时刻，这一切都与逝者无关。作为生者的我，盼望凝视的瞬间凝固成永恒，也许它确实将在我的生命中永久，然而，那后来凝视我的人将无从知晓这一切。这一切都与那后来凝视我的人们无关。

　　在短暂的肉身中渴望永久而不可得，这是生命的悲哀。

　　凝视里有着人对永恒最深的渴望，但是，凝视本身就无法永久。凝视是一个盼望永恒的时刻，凝视只是在过程中对永恒的盼望。因此，过程中的事物将恰逢其时地打断我们的凝视，就像我正凝视父亲的遗体时一个亲友走过来对我说安慰的话。说它恰逢其时，是因为对于过程来说它是合理的。然而从凝视者对永恒的盼望来说，它又是最不合时宜地。就像这位亲友的安慰打断了我对父亲的哀思。

　　大概是1960年，巴黎，在戴高乐葬礼的最后时刻，尼克松先生静静地走在送葬的队伍中，想将一刻的哀思留给逝者和他自己，据说这时有一个小国的领袖过来与副总统先生打招呼，败了尼克松一时的“雅兴”。尼克松很久以后一直为这件事耿耿于怀。

　　但是我现在不再耿耿于怀了。 “长生久视”，老子这样说，老子是否道出了生命对于永恒的盼望呢？在过程中的生命知道过程终将过去，而渴望超越过程抵达永恒。由于渴望永恒而不可得，于是在过程中保持着对永恒长久的凝视——长生而久视。老子是否在凝视中产生了自己真的能抵达那永恒的幻觉，用抵达永恒的努力作为永恒本身的替代品了呢？对永恒的凝视毕竟不是永恒本身，在过程中对永恒长久的凝视毕竟是在过程中。而过程是不能永恒的。这种在过程中“长”而“久”的姿势，是人对永恒的一种盼望，是人抵达永恒的一种努力。

　　是否最伟大的文化处在一种最伟大的幻觉中呢？亦或最伟大的文化产生了最伟大的盼望，而最伟大的盼望带来的只是最伟大的失望呢？

　　那时，亚伯拉罕孤独地坐在橡树底下，那片寂寥的沙漠和荒野中，他也曾长久地凝视，然而，他看到的不是冷冰冰的永恒，他不是寂兮寥兮地“长生久视”。数千年后，那曾被他仰望过的耶稣说过：“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亚伯拉罕的一生中恒久的姿势是仰望，但是他不是在凝视中陷于绝望而发狂，也不至于自己为自己开脱：“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古诗十九首》）——别奢侈了，老兄，永恒，那是你无法明白的，吃吧喝吧，反正终不免一死，只不过要节制一点。不，亚伯拉罕不是这样的，他是恒久地仰望，并且在仰望中恒久地欢喜，因为在他目光仰望的尽头，他望见了。